【莱茵夜话】浅析印度的“曼荼罗主义”外交

摘要: 印度人精于战术设计,善于从大国博弈中谋利,精于以夷制夷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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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报作者 扬之

【莱茵夜话】默克尔的“啤酒棚讲话”


扬 之


就在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金砖国家将于下月初在厦门举行峰会之前,中国官方证实,印方越界人员和装备已经全部撤离边界印方一侧。一次看似“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边界冲突就这样悄然地被解决,但对峙所引发的关于中印关系该如何发展的大讨论却并未停止。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印度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特别是它的外交特点,笔者认为非常值得作进一步的探究。

1947年3月,授权处理印度独立事务的路易斯·蒙巴顿在抵达新德里时踌躇满志地宣布:“作为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我将充满自豪地完成我的使命”。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登上的其实是一艘“被烈火吞噬的船”,因为此时的印度,宗教和民族冲突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许多地区的局面几乎失控。之后出笼的“印巴分治”乍看是蒙巴顿迫于无奈而启用的一个应急方案,实际上却反映了南亚次大陆孕育了数千年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大裂变。


印度:文化大熔炉?


公元前1500年左右,外来的雅利安人文明与本地的印度河文明相撞后产生了“吠陀文化”(Vedic culture),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吠陀教在“种姓社会”体系的护佑下演化为后来的婆罗门教;到了孔雀王朝,别特是阿育王鼎盛期(公元前三世纪),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带来的不公平使婆罗门教颇受争议,以佛教和耆那教为代表的各种“沙门思潮”随之兴起并广为传播;公元八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入侵,伊斯兰教进入印度的两河流域,佛教由兴变衰,婆罗门教复苏;公元十二世纪,来自今日阿富汗地区的突厥人一度成为印度河平原和恒河平原的新主人,其建立的伊斯兰“德里苏丹国”后来又在蒙古帖木儿帝国的进攻下走向衰落;公元十五世纪,随着大航海时期(地理大发现)的开启,印度便成为西方海洋强权和冒险家追逐的富庶之地,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也被称之为“西印度群岛”;公元十六世纪,帖木儿曾孙巴布尔攻灭“德里苏丹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建立了信奉伊斯兰教的莫卧儿帝国(“莫卧儿”意即“蒙古”);大航海在带来大贸易(亦可谓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同时,也开启了血腥的殖民掠夺:1757年,莫卧儿这个泱泱帝国在普拉西战役中败给不列颠的一个伦敦商人联盟——“东印度公司”,开启了印度长达两百多年的被殖民历史。


菩提树下,恒河水上。印度是文化大熔炉?


从上述印度历史主线可以看出,南亚次大陆就像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舞台。有人称这里是一个文化“大熔炉”,可数千年的融合淬炼,却并未化解宗教各派你死我活的争斗。先不说仅“印巴分治”这一幕便给印度教和穆斯林双方造成一百万人的死亡和1400万人的背井离乡,就连一向主张非暴力、并用绝食的办法试图唤醒人们停止暴力冲突的圣雄甘地也被一名印度教狂热分子枪杀。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Priyadarshini Gandhi)因下令军事攻击锡克教金庙并造成数百人死亡,而在总理任上遭两名锡克教保镖的刺杀。其子拉杰夫·甘地(Rajiv Gandhi)继任印度总理,却未能摆脱母亲那样的厄运,死于极端泰米尔人一次自杀性的爆炸中。

外人很难理解,印度作为宣扬放下分别心和拒开杀戒的佛教发祥地,为何却如此顽固地实行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并倾向于用暴力来解决宗教矛盾?其实,这是因为人们错误地把“佛教”与“印度教”混为一谈了。在印度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真正贯穿始终的是“吠陀教-婆罗门教-印度教”这一脉,而佛教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而已。

毋容置疑,古印度文化对人类文明曾经做出过无以替代的贡献。从吠陀文化到孔雀王朝再到莫卧儿帝国,在印度这个原本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的南亚次大陆上,“本土”和“外来”的文化彼此磨合交融了数千年,早已无本土和外来之分。但是,若要真正了解“印度人”特有的气质和秉性以及印度作为一个国家与邻居的相处之道,我们恐怕离不开“种姓制度传统”(Varnas)和“殖民主义遗产”这两把钥匙:

关于前者,我们可以重温一下“雅利安”(ārya)一词在梵语中的意思,即“光荣的、可敬的、高尚的”。作为古印度文化的主要开启者之一,雅利安人为了保持自己的“高贵性”和“纯洁性”,创造了一种把自己与土著(“蔑戾车”)区别开来的社会体系:种姓制度。


印度种姓制度



“曼荼罗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根源


这个将人分为四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的种姓制度始于后期吠陀时代,在印度存在了三千多年。1947年印度独立后,种性制度虽然在法律上被正式废除,但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却根深蒂固,在实际社会运作中以及国家的外交行为中仍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圣雄甘地曾经说过:“虽然种姓制度已经废除,但是影响印度进步的最大阻力就是种姓制度”。

拿印度的外交政策为例:以婆罗门为中心的种性等级体系在这个领域的体现即所谓的“曼荼罗主义”。“曼荼罗”(Mandala)意为“中围”。孔雀王朝时代的战略家考底利耶(Kautilya)根据此宗教文化传统发展了一套战略理论体系。他在其代表作《政事论》(Arthashastra)中表示:“国际关系就是一种以征服者为中心的动态等级体系,直接邻国是天然的敌人,而敌人的敌人又是天然的盟友”。譬如,为了对付中国,印度在尼赫鲁时代与苏联结盟;如今,中俄关系相对密切,但新德里依然不放弃拉拢莫斯科,同时拉近与美国、日本、越南、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曼荼罗主义”听起来有点类似中国战国时代(前5世纪-前221年)范雎向秦昭王提出的、后被南北朝名将檀道济收入《三十六计》的“远交近攻”策略。

南亚次大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印度为中心的区域安全秩序。该秩序的内在逻辑不仅可以在地理上得到佐证:南亚的五个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和斯里兰卡)彼此互不毗邻,但均与印度接壤,印度可以说是南亚地理上的不二中心。同时,在历史与政治发展以及文化影响方面,印度在该地区也绝对占据核心地位。这种“地区核心国家”的历史定位使得印度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当作整个南亚这个“曼荼罗”体系中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中心,在该地区有享受种姓文化意义上的 “婆罗门”地位,被认为是它的“自然权利”。

这种思维方式还有另一个精神来源,那就是当年不列颠给印度留下的殖民主义和帝国霸权思想。在两百多年的殖民历史中,英国人把印度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一个政治单位。独立后的印度不仅继承了英属印度的大部分疆域遗产,更承接了英国殖民主义的霸权野心(追求世界一流大国地位)和外交手腕(排斥、吞并、占领、控制、操纵等)。具体到印度的周边外交政策就是:排斥巴基斯坦在南亚的影响;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来完成对土邦和邻国的吞并、部分占领克什米尔地区、蚕食小国锡金、历史上对西藏的觊觎;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和人文等手段不同程度地控制邻国;采取综合方式(英国留下的教育体系、人脉资源和社会关系)操纵邻国。归纳起来说,“曼荼罗主义”就是印度外交版的“种性体系”和英殖民主义传统的结合体。


笔者结语


    莫迪没有参加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说明新德里相信中国的这一大战略可能或者已经在南亚产生了对其的“离心力”,毕竟,在北京与会者的名单中也包括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这两个南亚国家的首脑。

莫迪可以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但笔者相信他绝不会放弃9月3日至5日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因为,“一带一路”在他眼里是中国主导的一盘大棋局,对于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印度而言,岂愿为别人做嫁衣?金砖峰会则不同,在这个平台上,印度觉得自己与中国是平起平坐的。


莫迪的外交姿态


新德里这种力求被人“看得起”的心态,使其忽略了“曼荼罗主义”的短板所在:力量与目标之间的不匹配。印度从英国继承了大国雄心,但并未继承与此相匹配的大国能力。这导致印度对外行为的三个特征:

第一,印度比较倾向于通过说“No”来体现自己的主体地位和战略重要性。这其实是一种避难就易的做法,因为发挥建设性功能所需要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发展破坏性功能对力量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对南亚邻国,基本上是用“说不”的方法来实现其主导权的;在国际舞台上,印度也经常体现出这一特征。2014年,印度突然反对此前已承诺将通过的《贸易便利化协议》,致使世界贸易组织(WTO)面临严重困难,很多国际人士因此而认为印度是“多边机制的毒药”。

第二,印度“工于心计”“乐意投机”的心态和行为比较明显。1974年,印度进行秘密核试验,代号为“微笑的佛陀”。从这个称谓便可看出,印度既不愿意放下和平非暴力的形象,同时又想享有核武器所带来的力量加持。印度1998年进行的核试验则是另一个躲避国际监控、闯关成功的案例。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事后曾公开表示:“我们上了印度人的当,我们一直认为他们在没有仔细权衡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冒险行动的”。这次洞朗对峙,我们再次看到印度对外行为中乐于投机和冒险的一面。

第三,缺乏大国运作的经验。印度长期是国际政治中的宠儿,是冷战时期唯一能同时从美国和苏联获得援助的大国。这既是印度的外交强项,也导致印度难以形成独立自主的外交体系。有人这样描写中美印三国的危机反应模式:美国遇到问题,第一件事是问自己的航空母舰在哪里;中国遇到问题,先看看敌我之间的力量比;印度遇到问题,第一件事就是问自己的帮手在哪里。在这次洞朗对峙中,印度有两个主要假定:一是中国不会真动手,二是美国会支持印度。这种从最佳可能去制定政策的逻辑,与常规的大国博弈逻辑区别很大。

简而言之,印度人精于战术设计,善于从大国博弈中谋利,精于以夷制夷的策略。这一方面使印度可以较好地利用国际环境,以此来从事一些一般大国不方便从事的行为;但同时也使印度产生路径依赖,难以发展出全方位的大国力量,难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力量中心。究其根源,恐怕还是“曼荼罗主义”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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